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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硬装斧头柄” 用喜剧说苏州评话之“理”,以“唐三国”《斩蔡阳》为例

发布时间:2019-08-30作者:来源:

                                                                                                  张飞“硬装斧头柄”
                                                                                           用喜剧说苏州评话之“理”,以“唐三国”《斩蔡阳》为例
                                                                                                                   蓝二朵

       硬装斧头柄。这句苏州话的意思就是——不讲道理,蛮横无理,还要自以为是。那么,张飞与“硬装斧头柄”有着什么关系?笔者为什么要说——张飞“硬装斧头柄”?张飞他又干吗要“硬装斧头柄”?其实啊,只要能好好地去听一听唐耿良老师开讲的苏州评话《斩蔡阳》那一折,或许,你也会跟笔者一样,恍然大悟:张飞原来还真是在“硬装斧头柄”呢。

       张飞醉了,关公哭了,老蔡阳引颈待戮。笔者试图用这样的15个汉字,概括苏州评话“唐三国”中的《斩蔡阳》这回书目。“唐三国”是对苏州评话艺术家唐耿良老师传世书目《三国演义》的习惯称呼。其他还有“张(国良)三国”、“汪(雄飞)三国”等等之称,可见,苏州评话“三国”书目曾经的繁盛一时。《斩蔡阳》跟《初闯辕门》《三闯辕门》《战樊城》等书目一起,堪称100回“唐三国”有关张飞书目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它们都是以喜剧著称、以“噱”展现了张飞这个人物性情中的天然率直和萌趣心理。而且,《斩蔡阳》这回书作为《古城相会》书情逻辑的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情的深演,它是靠了说书先生说书说理、用喜剧圆熟说理这样的说表特色体现出唐耿良评话艺术的鲜明风格。

        从故事情节来做剖析,应该说:“张飞醉了”就是《斩蔡阳》整回书情的喜剧关键词。误会+醉酒=“张飞醉了”,这是唐耿良老师说书说理、用喜剧说理的首要前提。一般而言,误会,在张飞、关羽这样的结义兄弟之间,只要经过冷静、耐心的解释,就并会多难解决。而果真如此,要是“误会冰释”了,《斩蔡阳》这回书冲突激烈、矛盾纠结的喜剧桥段也就产生不出了。于是,说书家在张飞的“误会”萌发后,加以“醉酒”的双重猛料:一则加重在故人相逢时,孙乾的过于拘泥、语焉不详,二来加重在庆贺畅饮间,张飞的心理正直、性情粗莽,由此,误会+醉酒= “张飞醉了”引发矛盾、激起冲突、营造古诗所谓“飞流直下三千尺”那般的起伏跌宕,这样一来,“张飞醉了”就奇峰突兀、顿起波折,进而,故事情节也便顺着误会的态势、跟着醉酒的情形、由着张飞的性格而一步步地去深入推向“关公哭了”这个最高的桥段。至此,“张飞醉了”与“关公哭了”适以形成心理误会、喜剧冲突的前因后果,也就达到了《斩蔡阳》一折张飞、关公“兄弟情书”的艺术高潮。水到渠成,“老蔡阳引颈待戮”则成为“张飞醉了”、“关公哭了”这段高潮对手戏所衍生、托盘的必然落地。
       罗贯中《三国演义》原著、1994年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对于《古城相会》《斩蔡阳》均没有去做像苏州评话“唐三国”那样达致“理味趣细奇”的深度把玩。有道是:英雄气短,兄弟情长。小说和电视虽然有许多大于说书口语表达的视听优势,然而,苏州评话由于口语化表演极度发达而派生出的“说理”审美触角,却是小说因其文学精致而无法一一到位、电视因其连续动感而难得多多留驻的。因此,即便当今苏州评话“三国演义”的受众数量大概已经及不到文学小说,而且更加不能与电视观剧相提并论,可是《斩蔡阳》“张飞醉了,关公哭了”的催人泪下,那种说书说理、“用喜剧说理”的独特审美情致,仍然以其精细于表现人格性情的魅力、反映心理层次的张力、说表语言生动的活力,留存着“三国演义”小说、电视剧所难以企及的“理味趣细技”艺术风韵。
       张飞醉了,一醉多得——得之于“理味趣细奇”,这是当然,因为唐耿良说书艺术的“说噱谈评演、心尽性情灵”,在创造“唐三国”精致的说理、别致的韵味、巧致的情趣、极致的灵细、有致的传奇。至于精致的说理,笔者认为以《斩蔡阳》为例——得之于用喜剧说理。

       通常认为,苏州评话传统的艺术表演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善于说理,说书首先要说理,说理使说书艺术得到“理性”支撑、立于不败之地。诚然,说书说理是苏州评话艺术引以为自豪的审美肌理之一,唐耿良说书说理艺术优长便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不过,苏州评话发展到了21世纪,它的不断衰落、渐趋式微有着很多方面的因素。以内因来说,“理味趣细奇”固然历史性地完成着苏州评话在传统社会文化传播中的高明生动、为人瞩目,同时,它的某种以偏概全、以经验为规律的教条性认识,也在负进步地影响、制约着苏州评话的发展与繁荣。从当下书场实践来观察,一些评话演员不善于说书说理,不懂得说书说理的规律,不能落实苏州评话“理味趣细奇”的艺术目的。这就是造成苏州评话艺术衰落、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缘此,笔者想通过下文论述,对唐耿良在《斩蔡阳》书目中“用喜剧说理”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方法论层级的审美观照,以此厘定“说书说理”的艺术本涵,从而,也尝试着对“理味趣细奇”这个苏州评话传统审美框架中的“理”做出新的诠解。苏州评话要面对与跟上21世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承与新进,则务必与时俱进,提高站位,明确本体,积极而有为地把苏州评话艺术的新发展,推上与21世纪中华文化新时代同频共振的历史坐标系。
       说书说理,这一个“理”并非全部有赖于现有苏州评弹理论惯指的所谓说书的理性观念,换言之,说书说理不见得就惟有机械论意义上的“用道理说理”。从实际观照,倒无妨这样说:这一个“理”除开艺术哲学层面不可或缺的理性根基,很大程度上,它只是说书艺术喜剧之理,甚至就是说书家本人在其书目中达到的“自圆其说之理”。因为说书是喜剧艺术,喜剧手法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误会”手法,在苏州评话艺术中往往多是以“自圆其说”而得到成立。这一个“理”,它很有可能就是个性化的说书说理,如“用喜剧说理”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说书说理方式,因此它在一定的书情中是合理成立的,但是,却并不见得就一定能够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缘此之故,本文将以“唐三国”《斩蔡阳》等书目为例,分析“用喜剧说理”的艺术方法,为苏州评话说书说理的经验和走向,做出一种能够有审美价值提升的心路探索。

       唐耿良老师说书说理,在笔者看来,并非全部就是说科学分析的理,说学问书本的理,不是指:所谓说书的理性观念,“用道理说理”,而主要是在说审美艺术的理,说喜剧幽默的理,即:用喜剧说理。这在《斩蔡阳》说书说理中,得到了堪称经典的审美表现。张飞“硬装斧头柄”是“无理”的,他的喜剧心理却是“有理”的,反过来,关公是“有理”的,他的心里正确却是“亏理”的。你看,这不是,喜剧,成了这回书目“理”之有无的分水岭。难道,说书家不懂什么才是“有理”“无理”“亏理”吗?当然不是。说书家为了营造特定的喜剧氛围,他是比谁都懂得——“硬装斧头柄”,在实际生活中就像掩耳盗铃、刻舟求剑那么可笑、滑稽,同时,他又十二分地相信:说书说理,就得“硬装斧头柄”,用喜剧说理。我说书先生今天给——张飞战关公“硬装斧头柄”,明天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受众来听书、捧场,欣赏我说书高妙、独造的喜剧艺术。只要我的“硬装斧头柄”能够“自圆其说”,服从于书情的喜剧道理,能够在今天两个小时的说书说理中说服听众,引得听众们哈哈大笑、心满意足,我说书先生就自然而然有会得到说书说理的审美成就感。
       古人说:诗有别才别趣,不涉理路、不关言荃。这样的审美认识是实事求是、比较高端的,也同样适用于苏州评话的喜剧艺术。如果说书说理全部用的是“理性观念”,都是在“用道理说理”,那么,说书艺术的别才别趣、感性意味就会黯然失色,“理味趣细奇”所应当内蕴的“气韵生动”也必将大打折扣。陈云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人家进书场听书是来文化娱乐的,不是来听你作政治报告的。
       那么,如何来诠解《斩蔡阳》“用喜剧说理”。这回书,张飞战关公,以至于张飞醉到了“吾必杀之”、要直取关云长项上的首级,看上去好像在“逗你玩”,实际呢,却是大打出手、惊心动魄。兄弟反目,大打出手,生活中也很常见,可是,三弟张飞要杀二哥关公,这如果用平时生活的常理就不大能够说得通了。别的不说,通常而言,张飞即便再怎么醉了,你只要还在正常思维、还能上马刺矛、还会分辨是非,那么,你张飞不信“投降了曹操的人”关公,确然还有一定道理,可你张飞就连“没有投降曹操的”两位皇嫂都一概不信了,这就明摆着是不讲道理了。理由也简单,因为二位皇嫂是与关公一起活着来到古城的,而且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时,说书家就专门交代过“二位皇嫂胆小”这句话——战争让女人走开,关公正是这样做的,他让二位皇嫂远离了战杀的“血腥场面”。所以二位皇嫂不管是“亲眼目睹”还是“没有看见”关云长过关斩将的战绩实况,于情于理“关公没有投降曹操”都是顺理成章的。由此,只要二位皇嫂在,关公“投降曹操”这条张飞的“硬装斧头柄”就不能成立。正如关公的表白:我如果投降曹操来捉拿三弟,应该是带了曹兵而来,事实上,关公带来的恰恰只有二位皇嫂而已。那么,唐耿良说书说理,是不是张飞的“硬装斧头柄”出了问题?对此,究竟应当怎样看待?

       笔者要说的是:唐耿良老师说书说理,惟其精妙就恰恰在于——张飞的“硬装斧头柄”。因为唐耿良把他说书说的这个理,恰如其分地放置在了“张飞战关公”这段书情的喜剧框架之内,也就是说,张飞战关公本身就是一幕喜剧,就是为了要达到“硬装斧头柄”的审美设计。张飞战关公,“硬装斧头柄”之理,说穿了,就是用喜剧说理。
       下面,再做进一步分析,张飞战关公,用喜剧说理,深嵌在了说书的肌理——张飞的“硬装斧头柄”,作为符合说书肌理的喜剧表现,正好是基于张飞本人的五种“性子”,这五种“性情因子”,不仅导致了张飞的“硬装斧头柄”,并且还在加剧着他一再确信自己争辩的“有理”——急躁性子,生活中,这种人遇事容易犯糊涂;火爆性子,这种心理倾向往往会轻易闯祸;阿戆性子,只要脾气一上来,什么都会不管不顾;一根筋性子,认理时是机械的,用理时是模糊的,不讲理时就是犯规的;嫉恶如仇的性子,按理说,兄弟对面,本来完全可以先细加盘问一番,实在碰不拢头寸了,可以再来重温当初的歃血为盟、对天发誓也还不迟,因为这其中的“好坏与否”毕竟还有二位皇嫂可以从中裁判、调停,而总不至于尚未一来二去,就像张飞那样“硬装斧头柄”:感觉不对一声吼、不该出手也出手。由此可见,说书家精心安排了“张飞战关公”,其“理”就在于:此时此刻,张飞醉了这是特定的喜剧情境,张飞急了便多醉酒的喜剧冲动,张飞闯祸了炒热翻天的喜剧场面,这恰恰就是:用喜剧说理。此其一。
       其二,用喜剧说理,生动在了张飞的心理——很是明显,张飞欢欢喜喜是要见二哥的,可二哥却是“投了曹操的”,张飞的一双环眼里那是容不得丝毫异己,你红面孔“投了曹操的”,俺红面孔老张便指定“吾必杀之”,张飞的这一点很有些像江东的那位大都督周瑜,周瑜也是不管好人坏人、只要异己就是歹人。笔者想起了雷刚同志。1970年代红色样板戏《杜鹃山》里的雷刚同志,就是跟张飞一样的“硬装斧头柄”。他抓住了为地主干活的苦工,就硬是要把“他推车、你抬轿,同怀一腔恨”的这个苦工田大江,与“坐轿子的土豪劣绅‘毒蛇胆’”一视同仁,画上了等号。这当然不是喜剧。说来话去,却有多么的可笑,其实雷刚同志之所以会做出苦、乐,抬、坐不分的“误判”,其根由,就是“误判”在了那一个“轿”字,一个“轿”字被雷刚同志“硬装上了‘好人、穷人碰了轿子就是坏人、富人’的斧头柄”。张飞也是同理。实在忒有审美意味了——说书家在巨大的反差中营造喜剧,讲的就是辩证法,而喜剧中的人物呢,偏偏挑着捡着专门不讲辩证法,如:张飞战关公,张飞的心理认知就不存在辩证法,或者说,他的辩证法就是“硬装斧头柄”:既然曹操奸贼最最可恨,那么二哥跟曹操有一手注定可杀,误会,巧合,蛮不讲理,这林林总总,恰恰就是“张飞醉了”最生动的喜剧心理。
       其三,用喜剧说理,对应在了人性的情理——喜剧总是要到了事件发生之后才能知道答案,它不像悲剧在答案揭晓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会被疑神疑鬼、忐忐忑忑等不知所措的情绪、心理来笼罩、左右、支配。因此,孙乾的语焉不详、唠唠叨叨,关公的一味忍让、黏黏糊糊,恰恰都是在给张飞的“硬装斧头柄”加重砝码。以至于关公最后干脆全部“放弃了”,苏州人说法“横竖横,拆牛棚”(山穷水尽,只好“耍大牌”)了,关公掼下了龙刀、挺开了胸膛、豁出了一切,也罢!要杀要剐、随你三弟吧!但是,关公已然如此的伤心以极,都没有办法来彻底阻止张飞的“过错”——错把亲人当仇人。因为张飞醉了,张飞急了,张飞失去理智了,张飞胡搅蛮缠了,人性的情理有时候正是这样——一股小小的心理惯性,就会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特错。好在喜剧终于都要“大团圆”的,那么张飞醉了——值了,超值了,喜剧了,说书说理了。总之,说书家只有“狠狠地”将错就错、推车上壁,才能把“喜剧的误会”做得像真实一样,甚至比真实还要真。苏州评话喜剧中的说理,一般都不外乎《斩蔡阳》这种路子的人性情理,所以,张飞醉了、醉在了用喜剧说理,便也言之成理、确乎其实的了。

       与此同时,唐耿良老师更是做到了——用喜剧圆熟说理。既然笔者前文已经提到了江东大都督周瑜,那就再来说说由周瑜而起的“草船借箭”吧。诸葛亮在江东创造的军事奇迹,说到底,也是唐耿良“用喜剧说理”的生动案例。
       与“张飞醉了”对于关公的“吾必杀之”,那时的关公是陪着张飞“玩喜剧”明显不同,江东周瑜“吾必杀之”、一心要杀掉诸葛亮,诸葛亮玩的“躲猫猫”其实反而是主动在跟周瑜“玩喜剧”。不过明面上,显得更加隐蔽罢了。
       以科学道理来看,“草船借箭”确当是不能成立的神话。实际上,这个神话倒完全可以理解为——诸葛亮是在“配装斧头柄”,他不同于张飞的“硬装斧头柄”,但在表演“说书是喜剧”方面,诸葛亮“配装斧头柄”跟张飞“硬装斧头柄”却是殊途同归的。在诸葛亮,“草船借箭”以智慧神话破掉了周瑜加害诸葛亮“吾必杀之”的阴暗企图,在说书家,“草船借箭”以出乎意料来使得周瑜一而再、再而三的阴暗企图,变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笑话”。神话与笑话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反差,恰恰是说书家圆熟地“用喜剧说理”,以周瑜因心胸狭隘所引来的“性格笑话”,衬托出了诸葛亮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才神话。这样周瑜、诸葛亮在人格、性情上的相距渊壤,不但给“草船借箭”的神话赋予了外在形式上的“有理”,而且,还极其鲜明地营造出了一种由神话与笑话碰撞而生的内在化合的喜剧审美感觉。

       用喜剧说理,还不止《斩蔡阳》等书目。其他的,如:“火烧博望”“白河决水”书情。细心的听众会问:同样是“桃园三结义”的两位大将,张飞一直被诸葛亮似乎不近人情的“铁面无私”所紧紧围绕,那么,关公放水于张辽、许褚、夏侯惇,诸葛亮为什么没见追究呢?莫非是说书家安排不慎,导致了情节漏洞的出现?不。不是这回事。很清楚,“白河决水”是“唐三国”中比较典型的喜剧“搞笑”书目,唐耿良老师通过关公与张辽超乎“敌对阵营”的珍贵友谊,设造了“关公放水合理、说书持之有故”的情境。所以,唐耿良是“用喜剧说理”来传达张辽的笃笃定定,描绘夏侯惇的慌慌张张,表现许褚的哧哧哼哼,而这些恰恰都是由出于、建构在关公“不怕且不知犯错误”的坦坦然然之上,同时,又正是关公放水的这种坦坦然然,做为这段书情喜剧桥段之“理”,才富有节奏感地把“白河决水”一折推向了曹营三将的喜剧滑稽,关公言行的有所悖理,而使得书情转折有致、喜剧满溢。

       最后,笔者还得提上一笔。华容道,关公放曹,曹操、关公这一节冲荡高潮的书情,亦然属于——用喜剧说理。书中曹操的先倨后恭、极尽丑态,既是人物性情的演绎,也是喜剧情理的展现。曹操有丞相的身份,所以他依旧不看场合、颐指气使,曹操在落难、逃生,因此他不得不求告关公、低三下四。同时,因为关公此刻是曹操命运的掌握者,又是彼时曹操厚恩的得益者,于此,说书家“用喜剧说理”,更好地表现了曹操的老奸巨猾、关公的知恩报答。因为各为其主之理,让关公无法放曹,因为有军令状之理,使关公不得放曹,因为曹操雄辩之理,叫关公为难放曹,因为有恩必报之理,而关公倾向放曹,        这里,唐耿良老师既以“用道理说理”说明白了其中的人情世故、真假对错,更加“用喜剧说理”讲清楚了关公的为德之道、势必放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