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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君口述评弹人生(图文)

发布时间:2016-03-01作者:来源:

87岁的评弹艺人骑电瓶车玩微信
——马小君口述评弹人生

葛  华  采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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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怎么喜欢上评弹的呢,要从我的父亲说起。我的父亲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的,因为身体比较瘦弱,所以毕业之后,没有到部队去,分配到铁路局,在苏州边上的浒墅关做火车站的站长。
       七•七事变后,铁路局解散,我们全家逃难到上海外婆家投亲。八年抗战期间曾经有日本人请我父亲出去工作,我父亲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很爱国,拒绝为日本人工作,整个八年都没有去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父亲重新到铁路局报到,分配到昆山火车站,当火车站站长。所以我们全家都去了昆山,我就在昆山的玉山中学读书。
       对我来说父亲是火车站站长,自己又是在中学读书的学生,怎么会转变成说书先生呢?或许也是天意吧,那时候我的英语不是很好,需要补课,不像现在出五六十块钱,就可以补一课了,我们那时候旧社会是没有的,学校里办了夜自修,每天晚上让跟不上学习进度的学生去补课,有老师来教。这样我每天晚上就去补课了,每天一个小时。每天补课回来总会经过一家书场,昆山的仙缘书场。有一次晚上补课回来路过书场,听见里面的弹唱声,我因为好奇,所以走过去。书场的窗户开着,我走过去靠在窗外听书,名副其实的听“戤壁书”,大概是李仲康的《杨乃武》非常好听,接下来每天都去听。从这以后一直去听“戤壁书”,就慢慢喜欢上了评弹。再后来看到台上演出的女下手,身上穿着旗袍非常的漂亮,更加喜欢评弹,逐渐有了成为评弹演员这样的想法。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不预备再去读书,想拜先生学说书,但是父母那一关是很难过的。因为旧社会对评弹艺人是看不起的,认为是跑江湖下九流的,更何况我们当时还是这样比较不错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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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还是想下决心去学说书,有一次正好是金月庵和他的妹妹金凤娟来说《玉蜻蜓》,我就去找金月庵先生,想跟他学艺。当时我什么都不会,就给金月庵先生唱了首歌,金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让我回去和家长商量了,再给回音。我回到家,整夜都不能安睡,怎么才能让父母同意我去学艺呢?实在是喜爱评弹,第二天硬着头皮和父母说不准备读书了,要去学说书。父母闻言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痛骂一顿。火车站站长的女儿去跑江湖,万万不可能的。再者金月庵先生提出拜师金要五担大米,当时的米价是一角四分一斤,五担大米还是不小的数目。我父亲虽然是火车站的站长,但是八年抗战期间没有工作,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刚刚恢复工作,家里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让我去拜师。父母是预备让我考大学,然后再去考铁路局,绝对不会让我去学艺的,无奈只得作罢,连金月庵先生那里也没有去给回音。
       虽然拜师没有成功,但是我喜爱评弹的心还是火热的。非常巧,对面邻居孙珏亭,当时他和我的年纪差不多,都是十多岁,都很喜欢评弹。斜角对面的邻居是个小道士,二十岁左右会弹弹弦子和琵琶。我们两个小孩就缠着小道士,让他来教我们乐器。小道士说你们这么喜欢评弹,为什么不参加柳社呢?柳社是昆山当地的业余评弹爱好者活动的票房组织。这个票房里有很多票友后来都成为说书先生,有张雪麟、刘宗英、王仲君、傅雪凌(音)、蔡小娟的娘舅马士庵(音)等一批人。小道士领着孙珏亭和我,每天晚上推说是去补习英语,实际上是去票房学习弹唱。就这样开始学起了评弹,当然还要学习苏州话,但是在昆山哪里又能学到苏州话呢?抗战期间一直在上海,后来到的昆山,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说书的时候还会带着上海音。
       我们一直在票房学习,学会了三、四首开篇《小二黑结婚》、《战长沙》、《刀会》等。后来周六、周日不上课的时候,跟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评话艺人,去昆山乡间的小书场,在评话开讲前免费奉送开篇,作为自己在书坛的实践,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解放。
       解放后,由于我父亲是国民党党员,就被人民政府清洗出来,这样他就失业了,不再是火车站的站长了。当时的境况,我还想去拜师学艺,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然而机缘巧合,人民政府正好在办培训班——扫盲,小学教师扫盲、工会扫盲、人民公社向农村扫盲。我就去报名了,为什么报名呢?因为办校地点在苏州的苏伦纱厂,而我正好想要学苏州话,今后还是想去学说书,所以就去报名了。录取后我被派遣到苏州苏伦纱厂培训四个月,非常巧遇到了华国荫,当时他还没开始说书,因为他也会弹唱,所以在培训期间的周末,每次搞文娱活动,我都和他一起拼档唱开篇。整个四个月学到了不少苏州话。之后华国荫分配到了工会里,而我分配到太仓浏河小学,成为了一名音乐教师。
       到了太仓浏河,我第一个打听的就是当地有没有书场,非常巧,当地有一家茶馆书场。身为人民教师,坐在茶馆书场里听书,似乎不是很适合,影响不好,所以我还是继续听“戤壁书”。每天晚上备课之后都会去听书,茶馆的老板就此认识了我。他知道我非常喜爱评弹,有一次给我一张纸,仔细一看是徐丽仙先生《罗汉钱》,上面有曲谱的,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礼物。有了这张曲谱,我就在风琴上练习弹唱,这样我又多学会了一段《罗汉钱》。当时我在做音乐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总会夹杂着一些苏州话来锻炼自己,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学评弹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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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缘巧合,袁逸良放单档到浏河来说书,茶馆书场的老板问他为什么单档演出,怎么不找一个下手来拼双档。袁逸良说合适的下手不容易找到,书场老板就给他介绍说“本地小学有位姓马的音乐教师,很喜欢评弹,每天都来听书的,是否让她来唱给你听听?”就此我去唱给袁逸良听,他还是很满意的,问我是否决定要学评弹?我说我下定决心要学评弹,他同意带我一起拼双档,教我学评弹。这个时候我已经独立工作,不怕父母再反对我去学说书了。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存在,我的父亲失业,全靠我当教师赚钱寄回去赡养父母。我当时每月收入24元,14元寄回家,自己留10元。如果我跟袁逸良去说书,这每月寄给父母的14元就没着落了。袁逸良非常好,他承诺每月负担我寄回家的14元,我出码头的一切开销,全部由他承担。这一年暑假,我就去当地的教育局辞职,从此开始了评弹演出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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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22岁开始跟袁逸良一起拼档说书,之后结婚生子,一直都没有分开过。我们当时说的是长篇弹词《林子文》,脚本是问“张调”创始人张鉴庭的儿子张剑琳那里要来的。和袁逸良拼裆正式上台说书后,我才发现这碗饭不容易吃,说书的道路不容易走。从五二年到文革前的十几年里,评弹界的竞争是少有的,人才辈出,名家林立。单单评弹团就有不少,每个评弹团都有自己的尖子、人才,尤其是上海评弹团,拥有众多的名家。当时每个码头都有几家书场,都有敌档,竞争激烈,在书台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底,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艺术,今天上台有听客,明天就可能一个听客也没有,被“漂”掉,甚至于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没有办法回家。那个时候说书是很艰苦的,不像现在这么有保障,有包场的,全部靠自己的实力来吃饭的。所以作为下手上台之后,我觉得这条路真的很难走。
       这条路要走下去,吃好这碗饭,是必要在书坛上立稳脚跟。经过几次失败之后,我悟出一个道理,非但要学说书,还要学好心理学。谁的心理学,当然是听客的心理学。听客喜欢什么,对说书先生有什么要求,只有满足了听客的要求,他们才会继续来听你的书,心甘情愿的掏出钱来每天来捧场。我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每到一个码头,就和当地的听客打成一片,和他们谈心,了解听客的需求,了解每一档先生的优缺点,最终我总结出三点经验。第一点,听客喜欢听各种流派,单一流派的表演时间长了听客会腻味,各种不同的什锦唱腔、流派更能满足听客的需求。第二点,有些说书先生的书路太慢,唱一遍、说一遍、表一遍,这个书就没味道了,不讨听客喜欢,书路要快点,要浓缩点。第三点,下手的书很少,在当时我们的时代,下手基本上只有唱个开篇,几句对白,几句唱片。
       我和袁逸良说,我们只有克服这三点,才能在书坛上生存下去,所以以这三点为目标,我们逐条来攻克。
       第一点要去学流派,我把生意停下来,让袁逸良放单档。因为他的嗓子好,张鉴庭的张调、徐天翔的翔调、老陈调都很不错,所以就让他唱这三种流派唱腔。而我专门出空身子,去听各位老先生的流派,挑选流派唱腔中最精华的部分、现场效果最好的部分、最最突出的部分来学习。当时是很艰苦的,不像现在有录音设备,只能带着笔和本子去记录。比如去学琴调,《潇湘夜雨》中的“冷清清两个小梅香”,旋律的幅度很大,现场效果很好,听到之后不能在书场里跟唱,只能匆匆跑到洗手间里,用笔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嗦咪哆啦嗦咪瑞哆”,用拍子把它译下来。再回到书场听,听到一句再跑到洗手间把它记录下来,就这样来一点一点的学习流派唱腔。之后学会了徐云志的徐调、徐天翔的翔调、徐丽仙的丽调等,再加上本来会的蒋调和薛调,大概学会了七八种流派。学习的时候非常艰苦,每天晚上都不能很好的入睡,满脑子都是各种流派。虽然不是很像,但是每种流派的要点都学会了,然后再把各种流派的腔化到《林子文》中去,紧张时唱杨振雄的雄调,激昂的时候唱朱雪琴的琴调,夫妻相会缠绵的时候,唱徐云志的徐调,就这样慢慢做到了听客要求的第一点。
       第二点书路要快一点,怎么办呢?我们拿到的《林子文》只有十四回半,当时每个码头至少要说十五天,书场都是私人开了,停一天老板就要损失一天,所以书场老板总是说“先生帮帮忙,唱足十五天吧。”我们只能多唱点开篇,把书拉拉长。这样又怎么能把书来浓缩,书路行得快点呢?只有这点书,一浓缩变成十三回更加不够档期了。《林子文》的最后一回是顾鼎臣和莫奈和“双救法场”,把林子文救到相府,张鉴庭老夫子就是说道这里剪书的,我们的书是从他儿子张剑琳那里来的,也只有到这里。如果要把书浓缩,是必要把情节延长,我当时好歹是高一的文化程度,就自己编书。有一条线索,张鉴庭老夫子说过的,林子文吐露真情,他不是农民是常遇春的第七代后代,通过这个情节,我编了五回书。有了这五回书加上原来的十四回,一共有十九回书,再把它浓缩到十五回,这样书路就快很多了,很受听客的欢迎,这样第二点又做到了。后来由于码头上的听客对《林子文》太熟悉了,又从这五回书又编排下去,形成了十五回《血臊图》。
       第三点,下手的书少,怎么办呢?我和袁逸良说,起码给我四成半的书说,我起小姐你起小生,我起小生你起老生,我起老生你起武生,我起武生你起莫奈和,总之你一个人不能同时起两个角色。就这样我和他两个人对搭书,到后来蒋月泉先生因为我们生意好,特意来听我们的书,“哦,原来你们两个人,搭书搭得好!”当时我不但说四成半的书,甚至有时候还抢落回,当时这样下手的书落回是不多的,所以现场效果非常,让听客感到很新奇。
       就这样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听客希望的三点我们都做到了,所以在码头上的生意越来越好,承蒙老听客的抬爱称我们袁马档是“码头老虎”、“浙江老虎”。那时候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开销很大,但是由于受听客的欢迎,所以生意很好,还有能力在苏州狮子林对面购置了房子。一来二去我们的小名气响到了上海,当时上海书场是不容易进的,但我们还是不敢冒然进上海,只是在浙江一带演出。
       说起我们第一次进上海,那是在1958年的6月1日——上海城隍庙群玉楼书场。群玉楼书场是小型书场,远不如西藏书场、东方书场那么大,但是这家书场很难做,因为它是擂台书场。群玉楼位于城隍庙的中心,四周被各家书场包围着,开着窗演出时声音可以穿到对面、隔壁的书场。如果唱得好可以把对面书场的听客都吸引过来,反之唱得不好听客也容易被对面书场吸引过去。
       当时我们袁马档在湖州演出,群玉楼书场的老板偷偷到书场来听书不让我们知道,行话叫“把脉”,就是来掂量掂量我们的斤两。等到书场散书后,他到我们的房间来,做了自我介绍并邀请我们去上海,准备订一个月的合同。我们两个听后很紧张,表示不敢进上海,婉言拒绝,“让我们再锻炼锻炼,成熟了再进上海”。书场老板表示,不用担心,他已经在下面听过我们的书了,我们的表演形式肯定会受上海听客欢迎的,放大胆进上海好了,他会包底的,就这样1958年的初夏我们就进上海了。
       到了上海群玉楼书场一看,吓一跳,对面东方书场是张鉴庭、张鉴国先生双档的《林子文》,这叫我们袁逸良马小君的《林子文》怎么说呢?怎么可能和老牌《林子文》做“敌档”呢?肯定会“漂”得干干净净!我们两个人整夜都没有合眼,又不能逃回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一天听客的反应还不错,第二天变成客满了,是因为我们的书艺比张双档好吗?不是的,是因为张双档的书路慢,我们的书路快;我们还唱唱什锦开篇、流派,听客有些好奇;第三点张双档一直在上海,我们的名字陌生,听客们没有听过,听众有种新鲜感。在台上演出,别人说“大书一股劲,小书一股情”,我们两个既有劲又有情,卖力得不得了,所以又能讨听客的喜欢。再有张双档是真客满,听客多得挤不下了,就去我们书场听书了,这样我们也沾了张双档的光。
       下来的半个月时常客满,我们终于在上海站住了脚,其他书场老板纷纷过来和我们签订合同,这样我们就在上海连续演出了一年多。当时是四挡书越档演出,四家书场越做,坐着三轮车在四家书场轮流演出,我们和顾宏伯、金声伯等越做,也同时把我们的名气带响。
       我们就这样在上海书坛上生存下来,我们书坛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很平凡但是又很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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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又和马老师起她的子女时,她显得相当自豪开心,她说我的三个子女,大女儿袁小萍、小女儿袁小芳、儿子袁小良,三个人怎么会去学说书呢?因为我们父母热爱评弹事业,所以三个子女必定让他们去学说书,一个也不参加其他工作。他们都是“小字辈”,这三个孩子是否成才呢?都不错,相当的不错。大女儿袁小萍虽然唱不是很出色,但是说表非常好,好像有一回《三请樊梨花》录音在的。小女儿袁小芳真的很好,聪明得很,琵琶弹得好,说表也好,唱也好,表演也好。记得在浙江省评弹汇演时获得了第一名,演出下台之后,道中们喜欢得她不得了,都热情的抱着她,向她表示祝贺。袁小萍、袁小芳、袁小良三个人拼档在杭州大华书场演出《三请樊梨花》,场场客满,报纸上还专门报道了“袁家三小登台亮相”,当时评价很高,现在这张报纸我还珍藏着。
       三个子女能有这样的成绩,对评弹有点贡献,是我们父母把他们培养成才吗?不,不是的,倒不是我们谦虚。实话实说吧,我们都有自知之明,我和袁逸良都没有老师,都是半路出家的。我是二十二岁登台,袁逸良比我还要早三年登台,一直要到后来才拜的名家徐天翔做先生,相当于是拜“过堂”先生。我们两个人的艺术基础,自己知道和名家们相差很大。我们之所以生意好,是因为我们迎合听众的需要,满足了听众的需求,所以才在评弹界立牢脚头。我们两个人的技艺是非常有限的,如果靠我们自己来教育子女,根本是不可能让他们成才的,不可能有前途的。那这三个子女怎么培养呢?当时都是跟着我们夫妻出码头的,根本没有拜过先生,也没有跟我们学习过。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下袁小良,“你父母是说《林子文》的,你说一回出来呢”,他肯定说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父母说书从来都是不让他们听的,一到码头就让三个孩子去对面书场听别的先生的书,学习其他老师的优点和长处,不管是弹唱,还是说表都让他们去学。上海团所有的老师都让他们听,其他团的老师也是如此,就这样他们凭借这样的机会、自身的智慧和努力,不断学习才取得了现在的成绩。
       到后来袁小萍、袁小芳转业后,坚持说书的只有袁小良一个人了。他们的父亲袁逸良伤心了许久,特别不舍得小女儿,小女儿袁小芳是个人才。袁逸良对袁小良说,“两个姐姐都转业了,如果你再要转业就不要认我这个父亲了,不要再进袁家门了,这条评弹的路,你要一直走下去!”所以袁小良就一直坚持下去,一直在外面跑码头、演出。甚至当袁逸良病危的时候,都没有见到儿子。当时袁小良、王瑾夫妻正在北京参加亚运会期间的演出,我问袁逸良是否要拍电报让他们请假回来,袁逸良说“不要,不能让年轻人因为我而失去这样好的演出机会,他们的路还要一直走下去的,回来给我送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到袁逸良闭眼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袁小良和王瑾都没有回来看他最后一眼,那时儿媳俩正在为中央首长万里、胡乔木等领导的演出,并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可见袁逸良对评弹事业是真心的热爱与全力的支持。
       袁小良进苏州评弹团后先拜的龚华声,后来因他比较喜欢学唱尤调与小飞调,又分别投拜尤惠秋与薛小飞为师,而我们父母没有传授给他任何技艺,最多会偶尔点拨、纠正他下。他的启蒙老师是谁呢?是一只留声机,一叠评弹唱片,我在杭州买的,买回来之后就扔给了他,让他一面读书一面学评弹。他完全是在留声机和唱片的“指导”下学会的,我做母亲的演员看到成长、成才是靠自己,自学成才的。尤其是袁小良与王瑾拼档成为夫妻档后,更加是珠联璧合,加上三位名师的指点教诲,更上一层楼,作为母亲为他高兴。袁小良为评弹艺术真的是完全都钻了进去了,为评弹事业完全是扑进去了,当然也为儿子今天的艺术完全超过了父母,青出于蓝,令我骄傲的。
       后因工作需要,袁小良去评弹博物馆当副馆长了,还是搞得评弹事业这份工作。一方面自己收学生,把评弹艺术传授给学生们;另外一方面还在培养一批听众的接班人。现在听众是青黄不接,没有了听众,评弹也就没有了。袁小良在这方面是努力的,去大学里讲课,去中学演出,教小学生弹琵琶等等。他明白一定要让年轻人对评弹感兴趣,扩大评弹的影响,让年轻一代喜欢听“中国最美的声音”,才能让评弹更好的兴旺起来,这一点他是化了不少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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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龄虽高,但对待评弹创新总是支持、关心、接受的心态,也发现袁小良特别近几年束来他编演的几个节目,很有创意,如短篇《约会》、边唱边舞的《时尚苏州》,最近演出的《新梁祝•两只蝴蝶》,很有特色;男生唱《蝶恋花》过去是没有的,都是他自编、自导、自演,在地方曲艺中是很跟时代潮流的,听上去有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的确很好。作为他的母亲先支持他去闯,如观众听众不接受可去反思再重来,我是比较能接受新事物的老年人。当我看到儿媳家里的奖杯、奖状多了,成名了,成了有影响的名人了,袁逸良你可含笑九泉了。能看到儿子袁小良有这样的成就,我们很有脸面,感到很满足、很欣慰、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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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笔者又与马老师聊起她的晚年生活,马老师说,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小女儿买的房子,位置很好,有电梯上下楼,很方便;大女儿也搬到附近,时常可以来照顾我;袁小良和王瑾夫妻经常来看看我,对我都非常好。平时我生活很规律,每天六点半起来,晚上看过电视《海峡两岸》后睡觉,基本上九点一刻入睡,晚上八到九小时的睡眠。早上起来,点心吃好后,“买、汰、烧”,一个钟点工一隔一过来打扫卫生,下午一场麻将,都是评弹界的道中,像盛小云的母亲盛玉影、徐慧珠、周玉倩等,每天都这样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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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己87岁了,年纪大了买东西拎不动了,所以有时候还要自己开电瓶车出去买买东西,开电瓶车可以把东西放在后面,不会太吃力。我的电瓶车是三个轮盘,所以开起来比较稳,比较安全,我的儿子袁小良还要和我开玩笑,说我“宝马”也买起来了。我现在虽然年纪大,但我性情较好,乐观爽朗,天气好的时候还会出去走走,拍拍照片,连年轻人玩的微信我也会玩,恐怕你们不会相信吧。前年我八十四岁的时候,还放单档在阳澄湖书场演出,为的是把我的长篇《血臊图》传给张家港评弹团殷琴,哈哈也想为评弹做点传承工作。
       现在儿子、女儿、媳妇、女婿都很孝顺我,日常照顾有大女儿做孝子,物质支持有小女儿出票子,精神安慰有儿子给面子,哈哈说说笑笑,有人给我“三子老太”外号。我自己的身体也很好,在整个评弹界来说是“最最幸福的老太”了。


2016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