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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锡与“评弹皇帝”严雪亭相处的点滴回忆

发布时间:2017-12-28作者:来源:
                                                                                      吴宗锡与“评弹皇帝”严雪亭相处的点滴回忆
                                                                                               原创 2017-12-20 吴宗锡 上海采风

严雪亭,1913年生于江苏苏州。学名仁初,11岁时,入银匠铺当学徒,听评弹入迷。14岁时,拜名家徐云志学弹词《三笑》,取“程门立雪”之意,定艺名“雪庭”,后又改为“雪亭”。出道后,先在江浙码头演出,1930年代进入上海渐有声名,后因《三笑》说的人多,书熟,改说新书。在得到《杨乃武与小白菜》纪录脚本后,潜心钻研,刻苦揣摩,创造角色,革新书艺,一鸣惊人,成了当时驰誉江浙沪的一大响档,拥有大量的“书迷”。在江浙水乡演出时,听众驾着木船来听书,附近港汊,为之拥塞。也有乘小火轮来的,满满一班客轮,乘坐的都是来听严雪亭的听众。乡人喜称这艘客轮为“雪亭号”。1940年代后期,沪上商家及小报业,选评弹名家,严雪亭在男演员中得票最多,遂荣获“评弹皇帝”之誉。
1949年,上海解放时,严雪亭出码头,不在上海,因此,有些活动,如义演书戏《小二黑结婚》等,他没有参加,我和他接触不多。1952年下半年他参加“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后因故退出。1956年,重又参加上海人民评弹团。由于他是二次进团,恐他有思想负担,隔阂心理,多次下生活,或搞新书创作,我都与他结伴同行。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们曾多次相处。追忆往事,不胜怀念。
 
1958年初,上海评弹团发动全团演员,分批到上海大小工厂,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劳动,也收集创作材料。我和严雪亭结对到江南造船厂生活劳动了一段时间后,听工会介绍,医务室有一位年轻的厂医,放不下架子,不安心在厂里工作,在看到工人们在“技术革新”中的热情之后,受了教育和感染,便积极认真地为工人服务了。这在当时是较有典型和现实意义的。我们经过讨论,由我写出初稿,他进行二度创作,排练为短篇弹词,取名就叫《厂医的转变》,先在厂里演出。由于他在厂里有了亲身感受,他的说表清脱,表演生动,又有生活气息,演出效果不差。后来带回团里,作为下工厂的正式节目,还在广播电台录了音。
评弹团的演员深入生活,有了感受,便由陈灵犀执笔,将“技术革新”中各厂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编写成群体演唱的开篇《上海英雄颂》,全团演员参加排练。那时,还没有用“流派唱腔”的名称,每一个先进人物的事迹,由一位演员用其独特风格的特色唱腔演唱,集体登台演出时,严雪亭以其清亮的“严调”演唱的“上海锅炉厂,钻工李福祥……”赢得了满场掌声。开篇后来登上了“文化广场”的大型舞台,并灌制了密纹唱片。
1960年末,我们团分批去崇明农场劳动生活,我和严雪亭是在后面一批去的,行李已由先去的同志带去了。我们两人各带一个挎包,在堡镇吃了午饭,便步行上路。经过前几天去的同志指点,穿越农村小径,横穿崇明岛的中部。严雪亭比我大十二岁,那年我三十六岁,他已是四十八岁了,一路上有说有笑,我问他,过去走过这样的长路吗?他说,没有。一下午,走了四五个钟头,我感到两条腿有点僵了,二人的说话也渐少了。我问他,累不累,他笑笑说:“还好,也快到了吧。”我说:“应该不远了吧。”天色也渐渐暗了,走着走着,前面传来了大喇叭播放歌曲的声音,他高兴地说:“到了,到了。”又走了刻把钟,已经到达东平农场的入口处了,有团里的同志看到我们,马上欢笑着迎上前来,大家都很高兴。那天下午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进入宿处的时候,我说:“这是一次锻炼啊。”他兴奋地对我说:“我们胜利了。”
徐丽仙的胞姐徐新妹是抗日战争时期太湖地区新四军的交通员,被捕后,发出了“投了红旗,不投白旗”的壮言,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解放后,评为烈士。1961年,上海评弹团,把她的事迹列入创作计划,拟作为“太湖游击队系列中篇之一”。由严雪亭、刘天韵、周云瑞、陈希安和我五人,深入生活,访问体验,负责创作。1961年下半年,我们一起深入到她的故乡和活动地区苏州郊区向街白马涧一带。根据乡里安排,我们住在当地的文化馆里,每天天不亮起来,到一家老茶馆里,烧水盥洗后,吃了热茶,便外出采访。收集材料,早出晚归,有时,深夜归来,五人列成一行,提了马灯,步行在狭小、曲折的田间阡陌上。已是初冬,寒风飒飒,枯树荒坟,暗影摇摇。接连一个多星期,谈好了脚本提纲,主人公取名徐红梅,中篇取名《雪里红梅》。接下来,便到苏州书场,与全团集合。我们先带了行李,或背或提,进铁铃关,乘马车,直到阊门。再换乘三轮车到达书场。经过一下午的跋涉劳顿,到晚间,严雪亭的嗓子就嘶哑,失音了,好在原计划有几天休息的。严雪亭就去看中医,吃中药,三四天后,他的嗓音就恢复了。他对我说:“我的喉咙不大哑的,前两天,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沉重。一个演员不能为听众演出,是最痛苦的。”这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1962年,严雪亭、刘天韵、朱雪琴、薛惠君《三约牡丹亭》

 
1964年,上海评弹团分批到农村参加“四清”社教运动。我和严雪亭同去奉贤塘外,我们和吴子安,三人住在一间三开间的独立农舍里,四周便是农田。我们三人除了参加会议和到田间劳动,生活起居都在一起。伙食是分头在贫农家中搭伙的。严雪亭爱好整洁,又很勤劳,看到桌上水渍,地上尘埃,立即抢在前面擦拭和打扫干净,每天换洗衣裳,都洗净、晾干,折叠整齐。后来,组织上照顾老演员,从上海调来了炊事员,在村头办起了食堂,严雪亭也就不在农家搭伙,改在食堂吃饭了。这样,他每天回来,总要讲点在食堂的见闻。
一次,他从食堂回来,讲起一位文化局的处长到食堂时,来得晚了,菜已卖完,炊事员对他说,给你烧个荷包蛋吃吧。那同志听了高兴地用浓重的绍兴方言说:“好咯,荷包蛋,我喜欢咯。”严雪亭讲时,也学了他的绍兴话讲,听得大家都笑了。由此,我就问起他,听说你为了说《杨乃武与小白菜》,要说好绍兴话,家中特地雇了一位绍兴籍保姆,是吗?这话引起了他的谈兴。他告诉我:“为了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我不但学绍兴话,还看话剧、文明戏,学普通话和各地方言,要说好一部书,光有文本是远远不够的。《杨乃武》长篇情节复杂,人物又多,一要表叙清楚,还要起好各种角色。《杨乃武》是清朝书,原来明朝题材的书目中,中州韵的白口和服饰及手面动作等表演方法都不能用了。许多地方,都要革新创造。就以《杨乃武》书里的官员来说,就有大官,小官;文官武官,地方官,京官等。演出中,要分出各种身份、性格、思想、行动等,才能引人入胜。那时我年纪还轻,说好《杨乃武与小白菜》这部书,是着实动足脑筋,花了不少心血,还经过刻苦磨练的。”

1960年,严雪亭、陈希安《杨乃武与小白菜》
参加“四清”期间,我们常去大田劳动。田间的大喇叭,每天按时转播上海人民电台对农村的广播。下午大约四点钟,正值我们在劳动时,大喇叭里便会传来严雪亭唱的宣传节约粮食的《一粒米》开篇,这是对全市农村播放的。每次听到,我会笑着对他说:“老严,又碰头了。”他露出得意的笑容,嘴里却谦逊地借用开篇的唱词接一句:“一粒米,啥稀奇。”一起劳动的人,听到也都笑了。

 
“四清”结束后,回到上海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骤然掀起了。“风暴”来得猛烈,初时,严雪亭和我都被打入了“牛棚”。所谓“牛棚”,就在评弹团楼下门边的一间狭小的浴室里。我们这些“老牛”,就挤坐在破浴缸旁的长条桌边。又高又小的窗子里,喷进来隔壁人家生煤球炉的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造反派时时气势汹汹地冲进来,批斗叫骂。一次,造反派一大群人冲进来,从推行文艺黑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直批到后来,指责我把团长室放在二楼朝南的大房间里,分明是搞反革命修正主义!个个声色俱厉。我当然无言以对,他们批斗完就走了。当时无人出声。我则是满心委屈。这时,严雪亭就站在我身旁,却悄然低声地说了一句:“你下转(以后)团长室就不要再放在朝南房间了。”这样的时候,我受到了众人的白眼,连一个一向奉顺我的牛棚同仁,也屡屡损人不利己地向造反派去“揭发”我。我曾在下水田劳动时,在脚踝上抹了点随身携带的蛤蜊油,都被他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就在这种我已被看作永世不得翻身的反革命异类的时候,听到了严雪亭的这句话,说明他还把我看成不会垮台的干部,我低沉已极的心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给我的温暖是我没世难忘的。
没有多久,他被允许出了“牛棚”,过了两年,我也得到了“解放”。直到1975年左右,我们才有了相处在一起的机会。那年下半年,全团都在“文化干校”,快到年终时,全团都要回上海过年了。留下的空房子,需要有人看守,严雪亭是“三名三高”人物,我是“犯错误”的“走资派”,我们二人又都是“反动学术权威”,就被指令留下值班。那时,我儿子染了肝炎,辍学在家。我把他接来干校,这样,我们父子二人和严雪亭,老中青三人便一起住在干校边上的一间茅屋里,伙食是从食堂打来屋里吃的,也没有人找我们开会。看看书报,或是随便聊聊。我儿子常去海堤边游玩。严雪亭那时年已花甲,他性格平和,具有仁厚的长者之心,和比他年轻的人在一起,总以照顾人为己任,为乐事。
记得前些年和他一起去巡回演出,一次到了芜湖,住在招待所一个大统间里。我有一副假牙,每晚睡觉时,要拿下来刷过了,浸泡在注满清水的茶缸里的。哪知第二天,天刚亮,服务员就闯进来了,不分青红皂白,拿起桌子上的茶缸就往手上提的污水桶里倒,严雪亭起床很早,见了连忙上前抢了下来。等我起床时,他得意地对我说:“我今天立了一功,如果被他倒进污水桶里了,你的假牙还能戴进嘴里去吗?”我当时真是连连道谢,感到了他对人的关注、照应。我们三人生活在干校里的时候,也一直感受到了他的仁厚长者之心。我儿子因患肝病,胃口不好,吃得又少又慢,等我们吃好,他碗里还留有剩饭,严雪亭总在一旁哄劝他:“弟弟啊,快点多吃点,多吃了,身体就好了。”他微笑地催促着,直到看我孩子把碗里的剩饭吃完。他还给我儿子讲故事,听得他入迷。我对他说:“你真有耳福,一位大响档,给你一个人讲故事。”我们一起生活,除了看书报就是谈家常。一次,我们闲聊,他问起我,最喜欢吃什么菜肴。我说:“火腿、蹄膀和鸡一起炖一锅汤。”他说:“这叫‘三件子’,你喜欢吃,什么时候到我家来,我请你吃‘三件子’。”可是回到上海,各种批判会不断,我们就没有闲情交谈了。更谈不上吃什么“三件子”了。
 
“文革”后期,我被安排在文学组,到金山石化厂等下生活,他和几个老演员则在收发室值班看门,曾到学馆教过苏州话。终于有一天,被允许参加演出组排新书了。他参加排的是一个商业题材的新短篇。那时,他已有八九年没有登台了,排书,演出,这说明,可以恢复演员身份,有再与听众见面的机会了。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渴望。然而,想不到的是,节目审查没有通过,还从工宣队口中传来“书也不会说了”的评语,再登台演出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从此,他心灰意阑,多次打报告,要求退休回家养老。退休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听说,他在家里跌倒,生病的消息。粉碎“四人帮”后,过了两年,我恢复了工作,好几次到他家去探望他。那时,他并未卧床,衣着整齐地端坐在沿窗的方桌旁。有时,还拿着三弦拨弄着。他关心着工宣队撤走后团里的情况。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反复说的,他现在“要能,勿能”四个字。“要能”这表达的是,一位老演员对再登台演唱的热望,更表达的是一位热爱事业的老艺术家,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的未已壮志。而“勿能”吐露的是,他身患疾病后,力不从心的痛苦和绝望。我联想起,过去他嗓子嘶哑失音时,对我说的,“你不知道一个演员要演不能演,有多么痛苦”。此时,我觉得我说的所有宽慰话都是无力的。后来知道他患的是无法逆转的“帕金森综合征”。1983年,终因多种并发症病逝于华东医院。
1960年代初,正值壮年的严雪亭,身体很健,大家闲谈,讲到一些病症时,他总说,我还不知道什么慢性病呢。那时,要抢救书目,抢救艺术,大家都还没有想到他。接着,停说传统书,都说现代书了。“文革”一起,也就都不演出了。因此,严雪亭留下的音像资料很少。他的去世,对评弹艺术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每念及此,令人无限痛惜。
 
                                                                                                                                                               注:本文原载于2017年第11期《上海采风》杂志